友人邀我去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古絲綢之路重鎮(zhèn)——金昌，在發(fā)進我郵箱的采訪提綱里，有一項是“走訪當年的皇家馬場、中國最大的軍馬場——山丹軍馬場”。這引起了我的興趣。40多年前，我與山丹軍馬場就結(jié)下了一生的緣分。

早上從北京南苑機場乘機出發(fā)，兩個小時后到達中國鎳都金昌。剛剛下過一場雨，祁連山麓的金昌退去了盛夏的暑熱，清涼宜人。我要去的馬場還有較遠的路程，是在歷史古城永昌與山丹接壤之地，那里有一座滋養(yǎng)永昌縣和軍馬場的西大河水庫。祁連山海拔4000多米的冷龍嶺現(xiàn)代冰川融化形成的西大河，在鸞鳥古城的遺址旁匯成西大河水庫。水庫背靠祁連峽谷，峽谷里的青松翠柏蓊蓊郁郁，如同屏障守護著這池碧水。四周是綠毯般的大草原，遠遠望去，軍馬一場的6個牧隊的馬群、牛群和羊群，像珍珠一樣嵌鑲在這無垠的綠毯上。這晶瑩的水庫湖泊，如同一面寶鏡，鏡中的祁連峽谷草灘云霧繚繞，如幻如仙。守護這方仙境的管理所副所長在這里已經(jīng)工作了30多年。前些年，一度喧囂的祁連山開礦開發(fā)熱，曾給祁連山生態(tài)造成很大的破壞。經(jīng)過這兩年的整治和保護，祁連山重新成為綠水長流青山不老的人間仙境。

波光粼粼的湖水，映出歲月風云。水庫旁邊著名的“皇家馬場”，在祁連山麓的絲綢之路寫下了自己的千年歷史。大馬營草原，地跨甘青兩省，毗鄰三市（州）六縣，總面積20余萬公頃，地勢平坦，水草豐茂，是馬匹生長、繁衍的理想場所。從西漢王朝在河西走廊設(shè)牧師苑養(yǎng)馬到現(xiàn)在，這座馬場已有2100多年的歷史。1949年9月21日，解放軍第一野戰(zhàn)軍和西北軍政委員會奉毛澤東電令：要完整無缺地將大馬營軍馬場接收下來，正式接管山丹軍馬場。1961年6月，山丹軍馬場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后勤部山丹軍馬場。我就是在此后與軍馬場結(jié)下了一生的緣分。

遙望草原，我與軍馬場的故事，浮現(xiàn)在眼前……

1971年深秋，我已在延安農(nóng)村插隊兩年多。有一天，從北京派來管理知識青年的帶隊干部興沖沖地問我：“總后勤部來人招知青，去不去？”一聽“總后勤部”，我便報了名，直到上了軍車被拉到更深的山溝里，才看清楚“總后勤部”后面還跟著“軍馬局延安軍馬場”幾個字。我在叫做甘溝的連隊干了半年牧工，便上調(diào)到總場去看倉庫。這是從新職工中百里挑一選出來的，當時我的心情如范進中舉。如果不是從甘溝上調(diào)場部看倉庫，而是從北京下放到這里來看倉庫，我當時的心情就不是范進中舉而是林沖夜奔了。當年軍馬場實行“大星期”，一旬一休，一個月只有3天休息日。9天勞作才能有一天休息，洗衣、購物、整理一下內(nèi)務，眨眼就天黑了。延安軍馬場的場部人員大多是從山丹軍馬局調(diào)來的老職工，從延安招上來的知青只有供應科幾個人，除了我當保管員，還有兩個外交部的子弟當會計。我們所在的供應科，一到“大星期天”，就成了連隊的插隊知青來場部購物、發(fā)信、落腳的據(jù)點了。

知青聚到一起，沒有飯局，但有酒有煙。煙是我集腋成裘攢的。汽車司機、拖拉機駕駛員到我的庫房領(lǐng)材料時，都會遞上一支煙，我接過來，往筆筒里一丟，一天就攢半筒。酒是場部加工隊自釀的苞谷酒，每天釀出的新酒入庫之前，從門口經(jīng)過，哥們兒喊一嗓子：“熱的！”出來用茶杯舀上半杯，那是常事。有朋自連隊來，香煙管夠，燒酒伺候，漫天海聊，也夠快活一陣。酒加煙再加正值青春的幾個小伙子，聊到后來，就唱起《三套車》《紅梅花兒開》。

天天如此也沒勁。五連有個“眼鏡兒”有一次說：“我寫詩，你們聽聽，好嗎？”這人的詩寫得真好，文縐縐，酸溜溜，情綿綿，聽了讓人心癢癢。小劉笑了：“眼鏡兒，哪兒抄的吧？”眼鏡兒急了：“哪能抄呀？以前有人當過知青嗎？我這叫創(chuàng)作，懂嗎您？”經(jīng)過輪番審問，并以斷煙停酒相威脅，眼鏡兒交代他有幾本書?！跋麓螏?！”10天后，眼鏡兒來了，神秘地從書包里掏出幾本又破又黃的書：“別讓人看見了，了不得！”可不是嗎？《花間集》《西廂記》《歐根·奧涅金》，還有其他一些詩集。我只記住了這3本，因為這3本書最受歡迎。一下子，大家都寫起詩來了，好像一個馬場詩社。

在這個“詩社”存在期間，我只寫過一首詩，應該說改寫過一首詩，就是長詩《歐根·奧涅金》中達吉雅娜給奧涅金的那封信。我覺得這個故事很動人，但覺得這封信譯得沒文采，便動手重寫了一遍。記得是在冬天，當時，馬場的場部也發(fā)生了一件中國式的愛情悲劇。

場部一個司機和家鄉(xiāng)的一個姑娘戀愛，并且讓姑娘懷上了孩子。這個女人離開家鄉(xiāng)來到馬場，想在這里流掉這個孩子。女人長得人高馬大，天天在球場打球，又蹦又跳又跺又跑，那孩子就是不肯出來，最后，還是足月生出來了。孩子降生那天，當了父親的司機出車到西安拉貨去了。天降大雪，四野茫茫，那女人自己給自己接生，然后用棉布包上孩子，爬上場部后面的山坡。她在半山腰刨了個坑，把那剛出生的嬰兒埋了。當她從山坡走下來時，被鄰居發(fā)現(xiàn)了。任憑人們追問，她只放聲大哭。于是，一群人循著她留下的腳印，上了山，扒開土堆，看見了在冰雪里埋了多時的嬰兒，居然還有口氣！嬰兒被送進了場部醫(yī)院搶救。故事最后是喜劇——出差回來的爸爸二話不說，把母子倆接回了家，然后從場部開出一張結(jié)婚證，到處派送喜糖。

我吃著喜糖，用詩句重寫了達吉雅娜那封信和《歐根·奧涅金》部分長詩。今天回想起來，與詩結(jié)緣的起點，確實是在軍馬場那些日子。這件事后不久，延安軍馬場撤銷了，喜糖和詩社也都像那年的雪，悄然消失了。

這個40多年前的故事，像眼前大草原上雨水后冒出來的野花，綴滿我的心田。眼前的馬場已是國有大型農(nóng)牧聯(lián)合企業(yè)。高山巍然依舊，草原碧綠如洗，當年馳騁大漠的馬群化作天上的流云，當年青春如夢的歲月已經(jīng)成為筆下的故事。只是此刻，又聽見一聲聲馬嘶卷起了血管中嗒嗒敲得震耳的蹄聲……（葉延濱/文）